学生的首要任务是学习，这点我十分清楚。没有了数理化，我就像出笼的鸟儿自由飞翔，学得十分轻松，挂科是不存在的。
我喜欢摄影课，当时我爸给了我一台爷爷留下来的雅西卡相机，虽然残旧一点，也还能用。在摄影课陈老师那里，我知道了什么是光圈、快门，怎么对焦，还去暗房学习冲晒黑白照片。有个经典笑话，一个师兄姓公，在暗房冲晒照片的时候，女同学说：“老公，关灯！”我觉得暗房是个神奇的地方，胶卷记录的光影，在这里经过药水的冲洗，在相纸上显影。当时真没想到，后来数码技术突飞猛进，胶卷很快就销声匿迹。
我拿着那台雅西卡，买六七块一卷的乐凯黑白胶卷，东拍西拍。奶奶带着堂妹去人民公园玩，我也跟着去拍，堂妹趴在栏杆上我拍了一张，陈老师表扬了我，说构图不错。这栏杆貌似现在还在，只是奶奶已经仙逝；堂妹那时是个3岁小朋友，现在已经是29岁大姑娘。那台雅西卡，没等我上完大学就彻底报废，也不知扔哪里了，现在想来有点可惜，应该保存下来做个纪念。
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我虽然喜欢摄影课，一直到现在也喜欢拍拍拍，但是每种本领都一样，易学难精，由于没有全身心投入，至今也只是懂点皮毛而已。
作为高考英语分数比较高的学生，我的英语也学得比较好。平生第一次上英语听力我有点紧张，因为以前没上过，最怕老师点名。听力课也造就了我们班的经典笑话，有一段对话的人物之一叫Lisa，男生们就把一个姓李的男同学称之为Lisa，这外号至今跟随他。
当时听力老师给我们的作业是听写磁带。我有一台随身听，但是质量比较差，于是周末去我叔叔家，我都用他家的录音机来听写，听不懂的就反复听。我们每人都有一个大耳机，同学们叫它大耳朵，大耳朵英语考试的时候用来接收听力题目，平时也可以用来当收音机，我最喜欢的是听广播剧《刑警》，有时晚上在床上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第二天起床，耳朵被夹得生疼。
我没买多少复习资料，就做做题，听听磁带，大一下学期过了英语四级。英语提前完成任务了，按理说英语课可听可不听，不过我还是很认真地上课，上英语的徐老师那时年轻貌美，喜欢穿长风衣，我那风衣女记者梦在她身上得到寄托。就这样，看看赏心悦目的徐老师，我大二又过了六级。
工作之后就再也没接触过英语，学的东西很多已经还给了老师。如果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的话，英语对现在的我来说就是能辅导一下孩子。但我不能说英语没啥用，毕竟我的青春岁月为它奋斗过。
其他的专业课，具体内容不是很记得了。记得邸报是我国最早的报纸；记得著名报人邵飘萍和林白水死在*阀枪下，时人称为“萍水相逢百日间”；记得范长江、邹韬奋，当时陈师兄和牛师姐先后获得过韬奋新苗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记得新闻写作课绕不开的经典——穆青写的焦裕禄；记得上电视新闻特别焦虑，担心自己不会用摄像机；记得上古代汉语老师要求我们背诗经……
印象最深刻的是上传播学的吴老师让我们做了一个游戏，全班同学排好队，排前面的跟排后面的小声说一句话，次第传话，结果传到最后一个同学，那句话已经面目全非。就像现在自媒体非常发达，谣言也越来越多。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老师教的这条铁律我牢记在心。工作之后也看到一些为了名利去造假新闻的例子，我是绝对不干的，这份初心我是要坚守的。
我最喜欢去三教上课，离宿舍近；二教曾经固定给我们班用了一年；一教远点，要骑车去；五教是老旧的红砖楼，木地板咯吱咯吱响，在那里上外国文学史颇有氛围；在邵逸夫楼看过纪录片，说到邵逸夫楼，报到第一天晚上师姐带我们逛校园，介绍说这是烧衣服楼，把我吓了一大跳，原来是她的南普发音使然。
我们学院的办公楼是二层红砖房，旁边开满了花，不知道那花叫紫荆花还是羊蹄甲。落花遍地的时候，我会想起席慕蓉的诗《一棵开花的树》。后来红砖房被推倒重建，这些记忆只能是梦里花落知多少。
山水琴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