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中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傅雷翻译奖评委，原《世界文学》主编，年退休后受聘为厦门大学讲座教授。
一
第一次见到余中先，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11楼外文所那长长的迂回的走廊里，他身穿大红色带着褐色细条纹的T恤衫，身材并不高大却像运动员一般挺拔，精神昂扬却又不失学者的儒雅气度，友善地笑着向我们伸出了右手。
我们采访的地点，是余中先曾工作了二十九年的地方——世界文学杂志社编辑室，他年来到《世界文学》，一直工作到年退休。
创刊于年7月的《世界文学》，当时叫《译文》，顾名思义，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办的以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为主的第一本刊物，早期刊登的多为翻译文学名著，其中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为主。进入年代，因“文革”而停刊十年之久的《世界文学》迎来它生机焕发、蓬勃兴旺的*金时期。年，从北京大学西语系法文专业硕士毕业的余中先，也在他自己的*金岁月里走进了《世界文学》编辑部。
余中先与法语和文学的结缘由来已久。少年余中先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但和所有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一样，个人的求学道路以及命运无法避免地被那个时代所裹挟。年余中先上初中，但那时复课闹革命，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学习的科目单一，内容枯燥，这让求知欲强烈的余中先很是遗憾和失落。那时候他读到一些外国文学作品，有诗歌有小说，那些美好的文字和用文字所构筑的别样的故事，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年，16岁的余中先上山下乡，在浙江萧山建设兵团海涂垦区，修水利，种庄稼，劳动强度大而且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和慰藉就是读书。他想法设法地寻找可能找到的书，哪怕是缺页少章的，到处打听有书的人以图能交换阅读，因此得以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在艰难苦闷的现实生活之外，文学给他营造了另一个安宁美好的世界。在这一时期，余中先读到了《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本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著作，经由翻译家傅雷翻译后出版。主人公艰难困苦、挫败不断的生活境遇使余中先感同身受，而主人公不甘堕落与命运抗争的无畏勇气和坚强意志又让他得到了极大的鼓励，仿佛是暗夜中的一盏明灯，《约翰·克里斯朵夫》照亮了少年余中先的心灵，也带领他在看似黯淡的人生之路上勇敢坚定又努力地向前行走。“在你要战胜外来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知晓你能不断地自拔与更新。”（傅雷语）更是很长一段时期里他时时激励自己的话语。
年，余中先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浙江省嘉兴农业学校农作班学习，两年后毕业，分配到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当技术人员，参加海涂盐土科研组的科研工作。和文学风马牛不相及的工作，没有冲淡余中先对文学世界的憧憬和喜爱，而农科院里浓郁的学习氛围也激发了余中先对学习文化知识的渴求。工作闲暇，他依旧是把所有的时间花在读书上，并且开始学习英语。获知年恢复高考的消息时，余中先欣喜若狂，幸运的是，他遇到了理解并且支持他的单位领导。农科院成立了招生办公室，因为那年只有他一个人参加高考，也就变成了一个人的招生办。时隔四十年，余中先依旧清晰地记得年的2月25日，农科院的喇叭里反复播放：“余中先去领通知书，北京来的通知书。余中先去领通知书，北京来的通知书……”院里欢送会上，大家对他送上祝福和寄语；浙江省广播电台采访他，这是他人生第一次接受采访。
年3月1日，余中先从杭州出发，辗转嘉兴、上海、天津，半夜2点多钟到达北京。午夜的首都，马路上居然会有马车经过，“哒哒”的马蹄声在寂静空旷的夜里余音久久不散。余中先在车站等到第一班公交车发车，再转车到达北京大学已是凌晨6点多，他倚在传达室的炉子边睡着了，直到被清晨来上班的工作人员推醒。他眼前的这所中国百年名校，在晨光中散发着圣洁灿烂的光芒，令他无比温暖无比喜悦。
在北京大学，余中先进入西语系法语专业学习。选择法语，和少年迷茫时期读到的法国文学作品尤其是《约翰·克里斯朵夫》有着撇不清的关系。
进入大学学习的余中先义无反顾地跳进知识的海洋，不知疲惫地游弋着、汲取着。大学四年的暑假他均不曾回家，而是留在学校里，图书馆是他每日待得最久的地方。即便是读研究生、结婚有了小家庭，他依然坚持每日挤出大量时间用以学习读书。结婚后，狭小的新房没有单独摆放书桌的空间，半边床就成了他日日据以学习的临时书桌。年1月，研究生毕业的余中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学杂志社，从事外国文学的编辑工作。
二
20世纪80年代，文化的贫瘠使读者对经典文学作品十分渴求且食之如饴，而文化工作者在荒废了十年之久后更有紧迫感和使命感。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世界文学》成为读者了解世界文学最及时、迅速和开阔的窗口。此时的余中先，基于少年时期对文学的热爱和多年的法语专业学习，迅速投入到法语文学编辑的工作中。中法两国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上有很多共通之处，近百年来优秀的法国文学作品经由一代一代的翻译工作者翻译、出版，成为了广大读者的精神文化食粮。
在工作中，余中先深感读者对优秀文学作品的如饥似渴，而优秀的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还远远满足不了读者的需求。一名优秀的外语文学编辑，不仅能编辑，也得能翻译，必要时还得能写作。工作之余，他开始尝试着翻译法国文学作品。年，余中先翻译的第一本小说——法国女作家弗朗索瓦兹·萨冈的《你好，忧愁》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你好，忧愁》是一部影响了法国一代人的作品，萨冈仿佛是一个象征青春的符号，而余中先是将这个青春符号引进中国的第一人。自此，他踏上了法语文学的翻译之路，孜孜不倦，兢兢业业，硕果累累。
年年初，应出版社约稿，他开始翻译法国作家保尔·克洛代尔的作品《缎子鞋》。克洛代尔于年至年间曾先后三次任驻上海、福州、天津的领事，是现代法国文坛向法国人介绍中国的第一人。《缎子鞋》这部写于日本、内容涉及西班牙的长剧，字里行间充满了中国气息，剧情跌宕起伏，故事发生地点、时间跨度极大，舞台色彩斑斓，人物众多，是一部史诗般的戏剧经典巨著。这是余中先翻译得极为辛苦而且记忆深刻的一部作品。他争分夺秒夜以继日地赶稿翻译，并完成了第一版的散文体译稿。译稿虽完成了，却留给了余中先诸多遗憾，因为时间紧迫，有想更详尽注释的、有想再揣摩修改的、有想再了解完善……都来不及做。
原来这年10月，余中先通过考试获得了国家教委的出国奖学金资助，来到巴黎第四大学法国文学系学习，师从比较文学专家PierreBrunel先生。而《缎子鞋》第一版的翻译工作是他远赴巴黎前夕完成的。
余中先十分珍惜这个深造的机会。巴黎四年，他不是在上课就是在图书馆刻苦学习，更利用周末将足迹踏遍了他曾经在文字中端详过，因由文字而在脑海中构想过的真实巴黎。塞纳河上的桥、桥边的旧书摊、*昏的埃菲尔铁塔、王宫庭院里的粟树、卢浮宫、巴黎圣母院……走在法兰西的土地上，伫立或者行进于古老的建筑里，身边穿梭着金发碧眼的法兰西人，耳边不时飘过各种内容的法语，法兰西的文化传承、社会风情鲜活地展现在了眼前。余中先不由地用这些看到、听到，甚至品味到的真实法兰西去重新体会法国文学作品，同时对往日的译稿进行查校。《缎子鞋》里的几十个人物，时不时会浮现在余中先的脑海里。他用他不断增进的法语水平、文学积淀和对法国文化的了解，不间断地修改着译稿，直至年散文体版的《缎子鞋》正式出版。值得一提的是，十年之后，《缎子鞋》再版，余中先将这部作品以诗歌体形式又重译了一遍。与第一版相比，改动了近万处，他对《缎子鞋》的翻译才了无遗憾。而也许是出于对这部译作的纪念，余中先养成了收藏工艺品小鞋子的喜好，如今家中的书架橱窗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从世界各处收集得来的工艺品鞋子。布的、皮的、木头的、竹子的、金属的、水晶的、琉璃的、玉石的、石膏的……三十来年的收集，每双鞋都带着自己的故事，在流淌的岁月里静静地散发着馨香。
年,在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故居
年底，余中先以《克洛代尔戏剧中的中国》为题的博士论文获得了法国文学博士学位，于年年初回国。
回国后，余中先继续在世界文学杂志社工作，历任编委、副主编、常务副主编、主编。年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担任博士生导师。在他的新浪博客的认证上写着：编辑、教授、翻译家。因为做了法语文学编辑而开始涉足法语文学的翻译，而在翻译法语文学的过程中，随着对法国文学和不同时代作家的深入了解，余中先在对法国文学的学术研究上也有了更加深厚的积淀，这三者间真是相得益彰。余中先的翻译作品在国内法国文学翻译界是品质的象征，这源于他一丝不苟、严谨治学的态度，源于他始终持守的优秀文学作品是读者精神食粮的理念，源于他几十年如一日伏案工作的勤勉精神。
三
余中先认为，翻译是一种再加工制作的工作，而文学作品的翻译又包含了再创作的成分。动笔翻译之前，了解翻译作品、吃透作者思想是必不可少的步骤。在翻译的初期，他甚至不止一遍地通读原著，及至后来翻译的作品多了，翻译经验有了积累，不同作家的风格也有所了解，为了保持工作过程中的新鲜感，他会将翻译作品的首尾以及中间的几个章节挑出来细读，了解了作者的行文风格后便开始翻译。如果是第一次翻译某位作家的作品，那么这位作家的生平、写作风格，甚至用词及语气习惯都需要了然于胸，这也是翻译前必需的准备工作。
在我国，在翻译的标准上影响力最大的，当属严复提出的“信、达、雅”。所谓“信”，就是译文忠实于原文；“达”指译文不拘泥于原文形式，意思通顺明白：“雅”指译文要选词得体，追求原文意境，三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余中先认为，其实“信”和“达”做好了，自然就“雅”了。他认为，翻译首先要忠于原文。若原文是一句粗话，翻译时最好也译成一句粗话。有时候，因为得忠实体现原著的语言水准，如果遇见原著语言不怎么好，翻译时不必去美化、“雅”化，这也是翻译中对“信”的体现。余中先对翻译工作提到了“忠诚”二字。他提到老一辈的翻译家也是外文所的同事杨绛先生曾说:“翻译就是一句一句地，一句一句地翻译。”余中先对此非常赞同，他说：“翻译的忠诚就是一句一句地译。”翻译的单位量词是“句”，而不是“章”。他在翻译时对原文的标点符号都不会无缘由地做改变。翻译出初稿后，余中先一般会把译稿放上一周甚至一个月，然后再去修改。修改第一遍时，他对照着原文修改，主要是为了达到“信”；修改第二遍时，他基本不再看原文，重点看中文译稿是否字句通顺，语义畅达，以满足“达”的要求。
《缎子鞋》之后，《植物园》的翻译对余中先而言又是一大挑战。年他开始翻译克洛德·西蒙的《植物园》。克洛德·西蒙是法国新小说派的代表作家，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植物园》里面充斥着法语特有的没有标点的长句和有关植物学的陌生词汇。而且克洛德·西蒙是一个风格显著的作者，他认为“词本身就是现实”，花圃样的文字段落，片段回闪的零星文字，给翻译本身带来难度。余中先查字典，找资料了解、学习书中的植物学名词、知识，对拿不准的法语长句反复推敲修改，对作者的风格反复揣摩把握，这部作品的翻译历时两年。年出版时为了忠实保留克洛德·西蒙的创作风格，译本内页的排版将文字分割成一块一块的，做成了花园的造型。《植物园》的翻译，使余中先自此后不再惧怕任何的法文长句、难句，算是真正突破了法语的语言关。
在翻译的过程中，了解作品中呈现的社会风貌文化背景，学习并不熟悉的领域里的知识，是他必做的功课。而有时候，通过体验现实感受而去更深刻理解作品和作者思想感情也是他的一门功课。59岁的余中先曾在澳大利亚*金海岸度假期间学习潜水，通过专业教练的系统指点，亲身体验潜入水下的生理感受和视线所及，水下的一呼一吸、手脚的协调动作、心理状态的紧张到松弛……那段时间他正在翻译克里斯托夫·奥诺－迪－比奥的作品《潜》，一个优美动人的爱情故事。一个关于海洋的故事，经反复推敲确定的《潜》这个书名，圆满诠释了作者希望读者跟随书中的主人公潜入他们到过的地方、经历过的氛围、所喜爱的文学与艺术，潜入到“文化”深层的愿望。而余中先也通过潜水这一现实体验，体会了作者对于海洋的探索、敬畏、赞美之情，以及作品中无法言表的微妙情愫。
提及余中先的翻译作品，《逆流》是必不可少的一部。于斯曼的这部作品，一直被文学史家们看作是19世纪法国颓废主义的圣经。《逆流》是于斯曼后期的作品，是其告别自然主义流派的标志之作。在余中先看来，这部小说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那个年代的一部文化百科全书来阅读。《逆流》全书一共十六章，每一章各涉及一个话题。全书讲述主人公——一个隐居乡间的文人的颓废生活，每一章都是讲主人公生活的一个侧面，对生活的某一方面的了解和看法，其中涵盖了自然、社会生活、艺术、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了作者对当时的时尚文化、传统文明、各种艺术的发展情况，各种风俗习惯的演进所做的个性化的价值评判。为此，余中先着力研究“颓废”的意思，法语中为“décadence”，本来指古罗马文学中继*金时代之后的一个“衰微”阶段的文学。那一时期的作品多是用精致华美的语言，以各种各样的文字手法，细致而客观地描写当时已然走向没落的罗马社会的贵族们的颓废风俗和享乐生活，穷尽自然、生活、艺术、人为模仿所能给人带来的各种感官的一切享受。《逆流》中每一章都有这样的描述，如果不加注，中国读者会看不懂。虽然当时网络已经盛行，网上查资料也迅速便捷，但余中先还是专门去了法国图书馆，查找有关19世纪社会文化背景的资料，查阅其他学者研究此文所写的文章，还走访了作者故居、墓地，以便更深入地了解作者。
年年底，余中先完成了《逆流》翻译稿的第三次修改，感觉深深松了口气。年4月，《逆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书中附录了和于斯曼同时代作家对《逆流》的评价，对于读者了解作品是一份宝贵的参考资料。此外，余中先还将翻译过程中搜集到的于斯曼故居、墓地、手稿等照片，一并附在书中，为读者还原了一个更加丰满真实的于斯曼。
年，余中先最新出版的译作《》是阿尔及利亚的法语作家桑萨尔·布阿莱姆的一部奇幻小说，作品更多地融入了作家对于宗教的思考。译作出版时正值欧洲爆发宗教冲突，作品获得广泛的